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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言，就是我無法擊退你，只好接受你，與你生活在一起吧。
（註4） 但這還不打緊，因為貨幣改革消息一傳出，最貼近人民生活的，即是每天要吃要喝的日常所需等民生用品，物價也失控，隨著改革順勢調漲，原本2009年11月，可以以舊幣2200元（若換算成新幣，應是22元）買到的1公斤米價，經過貨幣改革後，卻一路飆升到2009年12月中，得用新幣50元（若換算成舊幣，即是5000元）才能買到，到了2010年1月底，更是來到新幣600元（若換算成舊幣，即是60000元），通貨膨脹程度可觀。而這樣的貨幣改革，被韓國當地，抑或一般外媒認為，乃是金氏家族為了加強自身統治力、壓制市場經濟，且沒收「私財」，進而推出的改革政策，試圖使那些地主的私人財產，一夕歸為「金家所有」，但此政策卻以造成民怨、失敗作結。
這才是真的北韓人》（註1）內，提及一段有趣的觀察，茲引用如下：「若你（外國人）拜訪北韓，人們會希望你使用人民幣或歐元進行交易。那又如何呢？在北韓人民心目中，地位崇高直逼神存在的金氏家族，絕不可能承認這是一項「錯誤的政策」，只好找出犧牲者，借他的人頭用，來承擔改革失敗任，好收拾殘局，而這位倒楣者，即是當年已經高齡77歲的朝鮮勞動黨前計劃財政部長朴南基（박남기）。而據韓國大田貨幣博物館內部展覽記載，迄今（2020年）北韓貨幣共經歷過五次改革，分別是在1940年、1959年、1969年、1992年與2009年11月30日（爾後一直沿用迄今），而現今於北韓流通的紙幣，共有九款，分別為：5圓、10圓、50圓、100圓、200圓、500圓、1000圓、2000圓，與5000圓等幣值，若對比韓國人民日常使用的韓圜，可見北韓沒有硬幣外，也較韓國多了六種幣值紙幣。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2009年11月30日，北韓官方火速宣布貨幣改革政策，僅僅一天時間，風聲鶴唳地在全國內推動改革，但只能說這樣的改革不得民心。因此也就激起人民爭相恐後，以舊幣兌換美元與人民幣外幣「保值」之趨，甚至還有報導指出，原本當地以135幣值的北韓錢可以兌換1美元的匯率，也隨著當局的新貨幣改革，飆漲到2000－3000北韓錢兌換1美元，飆漲破15倍以上，十分驚人
而這樣的貨幣改革，被韓國當地，抑或一般外媒認為，乃是金氏家族為了加強自身統治力、壓制市場經濟，且沒收「私財」，進而推出的改革政策，試圖使那些地主的私人財產，一夕歸為「金家所有」，但此政策卻以造成民怨、失敗作結。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2009年11月30日，北韓官方火速宣布貨幣改革政策，僅僅一天時間，風聲鶴唳地在全國內推動改革，但只能說這樣的改革不得民心。此外，翰林出身史家，士林地位崇隆，他們國史之外的私史、筆記著作，也是洛陽紙貴，廣為流傳，往往被視為遺珍信史，影響當世史壇甚鉅。
迄崇禎朝，內憂外患加速惡化，國家敗亡迫在眉睫，即連一般民間知識份子亦頻頻發聲，訾議時政、呼籲改革。若將他們的眾多著作整合齊觀，幾乎便可透視有明一朝施政良寙之梗概。其二，他們難免本位思想，對過往閣臣同情多於責難，甚且對部院大臣的不配合和言官的捕風捉影糾彈，頗有怨言。補官史家過度強調南明諸政權正統性之餘，有時不免忽視雙方實力對比和多數民意的向背。
如此兩極化的政爭氛圍中，執筆著史實不易保持中立超然。入清後，官方自我認定直接繼承崇禎朝正統，南明行朝成為非法偽政權，若有似無，值得探究卻又充滿禁忌。
文：吳振漢 明萬曆以降，國勢傾頹、百弊叢生，以「東林」團體為核心的士大夫們，已振臂疾呼，倡議改良政風、批判權貴腐化。他們出身庶民階級，了解民生疾苦和民意動向，且又未曾參與統治集團，所以可超然政府體制之外，批判時政之徹底、訴求角度之新穎，前所未有。惟翰林史學亦有其不足之處：其一，翰林系統官員與皇帝關係密切，公職之外尚有私誼，基於恩義之情，他們對皇室的批判有其局限，甚至美化歷朝皇帝，歌功頌德之辭已成固定套路，微諷暗貶反隱晦不明。布衣史學尚有一短處，即作者既未如中央朝臣統籌全國事務，又不能像地方官員宦遊四方，故他們常由自己所處的帝國一隅，概觀縱論天下事，不時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尚渾然不覺。
其次，明末黨爭激烈，派系意識鮮明之士自是非白即黑、黨同伐異。翰林史官乃科舉考試中精挑細選的人才，再經政府悉心培育，讀書中秘，得參閱金匱石室珍藏之圖書、檔案。他們因此不得不仰賴個人的回憶和有限的相關史籍為依據，掛一漏萬、魯魚亥豕之弊遂不可免。不過，情感激發的使命感，常會附帶造成理智的盲點。
因此現代學者有必要突破清代官方的取捨和判斷，直溯本源，擷取闡發明清之際百家爭鳴時期的創見和證言。此舉也許可達到教忠教孝之目的，但刻意誇大史實則非嚴謹史家所當為。
他們佔明帝國政府官員的絕大多數，上自六部長官，下迄第一線親民的父母官，各司其職，治國理民。若其本身又肯敦品勵學，勤於自修，實不難成為優秀史家。
明清之際的明史學發展，大致可分為四類，首先論翰林史學。然而他們究竟全無政治實務經驗，所參引的邸報史料固可信度高，卻不諳官場潛規則和私下權謀操作尼克拉斯坐下來，向前彎腰，靠在木頭扶手欄杆上。他看看我，然後環顧四周，接著嘆了一口氣。」這個囚室代表不能寬恕，尼克拉斯對他父親行為的看法也是如此。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最終導致「國際刑事法庭」成立的談判中（一場在羅馬舉行的會議）扮演小配角，幾個月後又在倫敦處理皮諾契特的案子：這位智利前總統一直主張英國法庭無權以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審判他，但他輸了。
「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讓我靠近爸爸一些的房間，」他對我說，「我坐在這裡想像他是什麼感覺。我受到冗長審判紀錄出現的奇怪細節和嚴酷證據催眠，被許多作為呈堂證供的書本、回憶錄和日記吸引。
邀請來自現在被稱為利維夫市的大學法律系，要我就我對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的工作進行一場公開演講。但只能想像，無法目睹，因為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星期四的最後審判不准拍照。
我對紐倫堡的大審和神話著迷已久，據說，現代國際司法系統就是從大審那一刻開始出現。為什麼我會選擇法律這條路？又為什麼我是選擇了我所選擇的法律部門？這和我的家族的空白歷史是有關聯的嗎？「令人難忘的不是亡者，而是別人的祕密在我們內心留下的缺口。
這張長長的清單反映出紐倫堡第六○○號審判廳的良好立意並未被發揚光大。尼克拉斯拉開木門，走進了電梯裡面的小小空間，然後把門關上。當年父親向他保證時，他還是個小小孩。」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庫柏寫道。
但我從未太深入探究發生在紐倫堡的事。的確，有人對這種「勝利者的正義」不以為然，不過那仍然是一種催化劑，打開了讓一個國家領導人被送到國際法庭受審的可能性，這種事以前從未發生過。
我和外祖父相處很多年（他一九九七年逝世於巴黎這座他所深愛和當成家的城市），但我對他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事所知甚少，因為他不願意談。受邀到利維夫演講讓我有機會探索這段歷史。
我的這種興趣部分出於一個實際理由，因為這場大審對我的工作有著深遠影響：紐倫堡大審給萌芽中的人權運動大大推了一把。」精神分析學家亞伯拉罕在談到孫子和祖父母的關係時這樣寫道。
我還有另一個理由不願錯過這個邀請：我外祖父李奧就是出生在利維夫。我接受了邀請，用了一個夏天撰寫演講稿。「我爸爸是個律師，他不會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尼克拉斯上次來此地是一九四六年九月。
偶爾，我會讀到一些有關這兩種罪名的起源和目的的資料，讀到當初在第六○○號審判廳首次論證它們的方式。利維夫會邀請我演講，大有可能是因為我作為大律師（barrister）的工作而非我的著作。
他本來是負責草地網球比賽消息的特派員，後來被派去報導紐倫堡大審每日的情況。這是兩種不同的罪，一種側重個人，一種側重群體，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種族滅絕在很多人眼中變成了不可赦的大罪，相較之下讓殺死大量個人的罪行顯得沒有那麼可怕。
這是為了保護被告的尊嚴。它們對我母親在戰後的人生想必相當重要，但它們對我一樣重要——這些事件留下了依稀的痕跡和很多有待回答的問題。
